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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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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无法修复的村庄为中共政权耗尽了一切

February 8, 2018

博谈网 2018-02-06 23:25 来源: 风传媒

一、大背景:发展压倒了人权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17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确定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措施,启动农村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等各类人员返乡下乡创业、推动更多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要素向农村汇聚”。

李克强与习近平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由于毛泽东时代中共一直搞政治运动,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与工业的发展,或者城市的发展无法满足新生代人口的就业与生活,特别是住房。

毛泽东以宏大的政治叙事,来掩盖中共的经济困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又以政治传言来暗中恫吓年轻一代撤离城市:苏联要对大城市进行核攻击,上山下乡是疏散城市人口,是出于国民安全的需要。

依靠上山下乡运动,上千万的城市青年进入农村,由农民提供住房与生活来源,总体来说,是农民帮助经济危机的毛时代摆脱了灾难,而当中共要发展经济之时,回乡知识青年还有无数农民工,又成为城市建设的廉价劳力,只有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更多的农民成为浮民,浮动工作于城乡之间,随时成为城市的劳动人口或城市的驱逐对象。

现在的回乡创业,仍然是宏大的政治口号,掩盖着中共城市建设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失败,因为中共仍然在坚守不平等的城乡户籍政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只把城市建设当成发展国家经济或权贵经济的发动机、摇钱树,而没有顾及新市民特别是非城市户籍市民的其它需求,譬如子女教育与医疗养老等保障。

中共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所以,发展压倒了人权成为必然。现在中国大陆出现老兵维权、教师维权、工人维权、农民工维权、民办教师维权、房子土地被侵占维权、司法不公正维权等等,背后都是政治因素造成,中共以政治稳定压倒一切,通过经济发展来维系政权的合法性,政治与发展压倒了人权。

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发达地区的农村土地易被强占强卖,而不发达地区的土地多被荒废,发达地区的农民感受到的是不公平,而不发达地区农民感受到的是被遗弃。中共现在致力于宣传的“冰花男孩”,他只是不发达农村地区儿童现状的一个缩影,无论中共怎样宣传与包装,都无法让人相信,中共能够根本性改变贫困农村地区的现状,唯一能够改革的方式,一是靠宣传包装,二是数字出政绩,地方政府会按照中共高层的政治需要,提供脱贫的资料,最后完成习近平交办的精准扶贫任务。

二、政治与运动持续破坏村庄

即便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也不会在田野里抓劳作的农民去当“壮丁”,这是一条保障农民耕田种地的基本准则,这条准则看起来是保护人权,实则是保护社会的基本生活供给。如果种田的人都被拉去参战了,整个农村社会就破产了,国家供给也就断线了。

土地制度与私有房产等等,在日占时期也没有任何变化,而在“解放战争”之时,中共对农民的宣传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农民将分得田地,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

事实是,农民在“解放后”分得了部分地主富农的地产,田地还没有“捂暖”,一场不可逆转的公社化集体化运动随之到来,农民们必须将土地汇集到集体,以此换取公社社员的资格,从此可以吃上大锅饭,并快速进入共产主义大道。

村庄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日本人来了,对村庄的抢掠村庄无力抵抗,国民党来了,如果有不守军纪的军官对村庄社会巧取豪夺,村庄也难以抵抗,真正无法抵抗的力量,是中共的到来,传统社会到民国时代,村庄都没有被政治化,也没有运动式的改变村庄的形态,但中共通过政治运动,一次次的破坏村庄,有些则以改造与发展的名义,进行破坏。

村庄的信仰被破坏,所有的宗教建筑都被强行征为公用或毁坏,宗教信仰被名之为封建迷信;村庄固有的土地制度被破坏,传统社会通过土地经营而“先富起来”的农民,被名之为地主(其它每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都是地主),将地主富农有罪化,成为阶级敌人,成为斗争物件,甚至消灭物件。

农民几乎所有土地集体化,而在极端公社化时期,将所有粮食上交“公家”集体,造成了全国性的三四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破坏了乡村士绅与家族自治制度,中共党组织进入最底层的村庄,使每一个自然村都被政治化,或被政府监控,村庄没有了和平安宁。

村庄的传统精英文化背景消失,民间文化失传,政治文化侵占并主导乡村。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是儒释道文化,到了中共建政之后几乎完全废弃,代之以红色革命文化与歌颂领袖的歌舞。我的老家安庆,既是清桐城派的重镇,又是徽班进京的文化源头,清以降的繁荣景象文脉断流。

村庄通过自毁式的劳动,获得基本生存,大炼钢铁的过程既是各个家庭砸锅成铁的过程,也是毁坏山林的过程,生态完全被破坏,而所谓的鼓动农民兴修水利,也是倾村庄之力,去建设大的国家工程,对相关的区域有意义,更多的民众无法分享。

学校教育被政治化,传统的人文教育与道德熏陶、礼仪训导没有了,只有阶级斗争与革命文化内容,历史被篡改。

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成为不定期的文化娱乐活动,而文革之时对文物古迹与知识人的批斗,更是一次彻底的破坏,政治斗争、人际分裂深入到村庄、学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造成个人的人格分裂、人伦破坏,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谐、友好亲善几乎茫然无存。

人们都知道计划生育对乡村女性的摧残,而这种摧残在中共建政之后就开始了,在传统乡村时代,许多女性是不需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为什么女性会裹小脚,因为女性不需要在田野劳作。中共建政之后,将南方稻作改为双季,使田间劳动量增加一倍,加之兴修水利与重大国家工程无偿公派劳动力,女性在“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口号下,不仅与男人一样参与各种劳动,还要负责生儿育女、烧饭洗衣等等,现在回想起农村生活中的女性,完全是集中营一样的被奴役生活。

三、中共只会利用乡村而无法修复或建设乡村

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到中共的“初心”之时,将其锁定在中共对底层贫困农民的关怀,共产党人就是,即便在长征那样困难岁月,自己有半条被子,也要撕开半条留给困难群众。

但他没有说这半条被子是打土豪抢劫而来,中共从秋收起义、从建立苏维权红色政权之时,就致力于破坏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关怀贫困人口,只是一个幌子,打土豪分田地也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抢掠得到的财富,主要用来保证中共军队的供给。

而中共的求是杂志刊登的有关中共初心的文章,指接点题:共产党宣言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正是中共在推翻中华民国过程中,以及建政之后一直在破坏私有制、剥夺社会与个人私有财产,所以中共的初心严格来说一直并没有改变,只是在改革开放时代,变得更加隐晦,更多的通过市场方式来掠夺与控制社会财富。

乡村没有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乡村不能与城市一样获得经济文化的发展,部分原因是乡村农业的因素,全世界城市化、市场化过程,都伴随乡村衰落,人口与财富向城市汇聚,但中国问题的党国因素是,农村的土地没有私有化,农民无法将土地变现,同时,由于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就等于归村支书或乡镇领导所有,成为他们开发、交易的财富之源。同时,农民在城市劳动,无法融入城市,因为户籍门槛,这样数以亿计的农民成为中共渔猎的工具。对比同一社会形态与文化背景的台湾,我们就能看到中共治下的大陆农村,为什么出现巨大的贫富分化,以及人道灾难。

留守老人平静而惨烈的自杀,留守儿童被性侵被拐卖,农村学生更难进入一流大学升造,边远地区的孩子上学甚至没有鞋子穿,午餐也无法供应。

近有经济学家追问,有一点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存贮“失踪”了,但巨额外汇消失只是冰山一角,几十年来,中国农村数以万万亿的土地增值、农民工创造的数以万万亿的剩余价值,又去了哪里?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看起来是通过城市的发展获得经济繁荣,但只要分析创造财富的主力人群,以及城市建设用地的来源,就会发现,中共的经济是建立在破坏与掠夺农村、农民的基础之上。城市只是一种表像的存在。

地方政府也不是一点作为都没有,建设发展有特色的城镇乡村,让新农村成为旅游消闲的新空间,但这种建设只有部分乡镇农村可行,中共的风格是运动式的,行政权力决策,更多的新农村建设只会打水漂,文化与市场的准则在党治的生态中,无法改善农村的经济与文化生态。

像传统中国帝王一样,中共最高领导人偶尔会大发善心感慨,希望穷困的农民们能衣食荣足,也会有一些减税赈灾的举措,但这就像干旱地区偶然飘来一片有雨的云彩一样,只有象征性的作用,无法对穷困干旱的生态有根本性的改观。

村庄难以再创业,因为村庄里的能耗成本已相当昂贵,资讯与交通相对落后,稍有丰产,就可能积压,个体经营能维持温饱就算成功,村庄也难以被修复:村庄与农民为中共政权耗尽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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