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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习近平谈脱贫:要驱走愚昧、落后、贫穷这些“鬼”

February 13, 2018

作者 艾米 发表时间 12-02-2018  15:08

法广原用(资料图片),转发时改用2018年2月11日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所摄图

春节到来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四川省大凉山腹地进行时视察,他谈到脱贫问题时,指出愚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这些问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生,过上好日子,“鬼”就自然被驱走了。

法新社报道,中国新年到来之际,中国领导人有习惯到各地进行访问体察民情,目的之一就是要宣布新的政策走向,并强调来年的工作重点。  

中国官方媒体中新网报道指出,在大凉山,习近平沿着崎岖山路,一一走访贫困户,并与村民代表、驻村扶贫工作队座谈交流,结合当地特点给村民们支招致富路。他指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政府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在大凉山的一个村子里,当一位彝族村民告诉总书记,以前她生病了,以为是有鬼附身,后来村干部告诉她,“鬼”就是那些不讲卫生滋生的病菌,只要改变生活习惯,把家里和个人的卫生搞好,就会少生病。在听了她的叙述后,习近平接过话来说,过去的确是有“鬼”的,愚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这些问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生,过上好日子,“鬼”就自然被驱走了。

习近平多次强调与贫困做斗争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并誓言将在2020年前让7千万中国人脱贫。


相关阅读   习近平进凉山,传递3个重要信息_四川在线((2018-02-13 07:10:32)  来源:新华网 )

考察中,一位彝族村民告诉总书记,以前她生病了,以为是有鬼附身。听了她的叙述,习近平接过话来说,过去的确是有“鬼”的,愚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这些问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生,过上好日子,“鬼”就自然被驱走了。

王维洛:“环境保护阴谋论”的由来

February 13, 2018

——从现代环境保护概念是何时、如何引入中国谈起

环保主持柴静(网络图片)

一、前言

2015年2月28日,柴静拍摄的《穹顶之下》上网,引起中外观众的广泛注意。据说48小时,《穹顶之下》的点击量已经超过2亿,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最热播的视频了。笔者认为,柴静的《穹顶之下》拍摄得相当不错,虽然内容上有一些还需要改进和斟酌的地方,但是在给中国百姓进行一次关于空气污染的危害、特别是微尘粒PM2.5污染危害的教育,柴静确实是一个优秀启蒙老师,《穹顶之下》确实是一部合适的启蒙教材。

但是到了3月2日,中央宣传部门作出指示,《穹顶之下》惨遭下架的命运,只是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才能看到。曾经支持柴静的环保部新任部长,一位海归的生态环保学专家,也不敢公开出来重复他先前对柴静、对《穹顶之下》的支持。据说下架的原因是3月3日要开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穹顶之下》所描述的空气污染的状态,妨碍两会的气氛。其实《穹顶之下》惨遭下架的原因并非如此。

紧接着,中国网站开始了一番对柴静猛烈的攻击,最主要的罪状只有一条:柴静《穹顶之下》的背后黑手是美国,依据有三:

第一,资金来源:柴静称她自己投资了100万元人民币拍摄这部视频。但是有人指责说,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创办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是背后真正的金主,因为柴静在视频结束前特别感谢了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有人列举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世界上资助许多颜色革命的事例,《穹顶之下》就这样与颜色革命连在了一起。

第二,数据来源:有人把《穹顶之下》和美国航空航天局连在一起。他们曝光说,柴静已经离开中央电视台,处于无业状态,没有记者证(美国承认中国宣传部门发的记者证?),怎么能够从美国航空航天局得到这么多的数据?柴静还和美国的官员一起在美国的马路上检查车辆的废气排放,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怎么可能?

第三,最终目的是为西方垄断企业服务,瓦解中国国有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穹顶之下》大力鼓吹能源市场化、私有化。众所周知,污染的根源本与私有化和市场化密不可分,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其直接产物。《穹顶之下》的目的是瓦解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让中国经济失去支柱。随后就是中国的能源甚至经济命脉被乘虚而入的西方垄断企业所控制云云。

这些罪名都很大。看来《穹顶之下》真是美国的一个阴谋,借环境保护的阴谋,要复辟私有制和重建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两会结束之后,柴静的《穹顶之下》也没有重新闪亮登场,而是被搁置在被遗忘的角落。

为什么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启蒙视频会和隐藏在背后很深很深的美国阴谋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启蒙视频会和复辟私有制和重建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这么多人相信!

这必须从现代环境保护这个概念被引入中国说起,在这之前需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世界对现代环境保护认识的过程。

二、世界对现代环境保护的认识过程

世界对环境现代保护的认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不认识阶段。这个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其规模、其速度是农耕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人们沉浸在经济奇迹的欢乐之中,忽略了人类为此付出的沉重生态环境代价。这个阶段中发生不少震惊世界的污染事件,如伦敦空气污染事件、洛杉矶空气污染事件、日本镉污染事件、德国莱茵河水污染事件、德国鲁尔区空气污染事件等等。通过这些事件,人们逐渐开始认识空气、水、土壤污染的危害,追寻污染的来源。

第二阶段:觉醒阶段。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1962年《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作者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是一位生物学家。《寂静的春天》一书关注滥用农药的危害,指出未来的森林里没有鸟叫,河流中没有鱼游。卡森女士在书的结束处严厉地批判了人类“控制自然”的狂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非常准确地给卡森女士的历史功绩做出定位:《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开始。

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是另外一部对民众和公权力觉醒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该书从人口、粮食、工业发展、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五个参数出发,通过模拟模型证明,指数式的经济增长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罗马俱乐部告诫人们:“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越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极限,对同时不能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能解决。”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197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最早挺身而出、推动这项法案的是一群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们的目的就是“保护我的孩子”。施密特教授经过实验研究,破解了汽车尾气排放的与空气污染间的关系。1970年4月22日,美国两千万民众在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空气污染、呼吁保护环境。这次群众游行使得美国政治家认识到环境保护立法的迫切性,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清洁空气法》规定: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而不要求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开创了历史新河。就是说,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如今,每年4月22日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纪念这次民众游行活动。

第三阶段:认识和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从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尚未结束。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全球性保护环境的《人类环境宣言》和《行动计划》,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奋斗。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并且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开创了人类社会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这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会议开幕的那天,6月5日也就成为了世界环境日。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M.斯特朗(M. Strong)的委托,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B. 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杜博斯(R. Dubos)为《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专门撰写了《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一文,作者呼吁:“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它被破坏了,我们别无去处。如果地球上的各种资源都枯竭了,我们很难从别的地方得到补充。我们要精心地保护地球,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让地球更好地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吧!”

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 H. Brundtland主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发展的需要”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可持续发展成为《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亮点,可持续发展由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大支柱组成,旨在以平衡的方式予以实现。2000年189个国家领导和代表在纽约共同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宣言》强调:各国发展应该尊重自然价值,应该谨慎地对所有生物和自然资源进行管理,保护自然给予我们的无穷财富应对全球化挑战应该做到代价与惠益均衡。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宣言》。与会代表认识到,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使用目前已超过地球能力的20%,支持人类生存与空间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森林、海洋、耕地与草场、气候继续遭到巨大破坏。如,森林以每年14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全球土地沙漠化已严重威胁到100多个国家。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举行,这次被称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大会却没有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结果。201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是会议的两大主题。从1972年的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到今天,人类对生态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但是行动却远远落后于认识。

三、中共中央调查部引进了现代环境保护概念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把自己闭关封锁起来,期间中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1969年春中苏发生了珍宝岛战争。中国一直在寻找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机会,以改变前后受敌的状况。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尼克松本人和尼克松的政策成为周恩来最为关注的重点。

熊向辉在《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一书指出:周恩来是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创者,最早开始抓“环保”工作的时间是1969年春。熊向辉回忆道: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并发表就职演说。在国内政策一段中提到了保护环境:“为了实现我们的充分就业、改善住房和良好教育的目标,为了改建我们的城市和改进我们的农村地区,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为了所有这些和更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赶紧奋力前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的文章,毛泽东认为可用,但指示应同时发表尼克松就职演说的全文。这样,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第五版下转第六版下方刊载了《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

熊向辉继续写道:“周恩来阅读文件书报时,一向十分认真,遇有不明白的词句就要有关人员迅速查告。周恩来不清楚尼克松就职演说中的‘保护环境‘是什么意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技单位、大专院校工作陷于停顿,不便查询。为此,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研究局从近年的国外书报杂志中选择有关材料,进行整理编辑,内容包括:环境保护的意义,形成污染(日本称为‘公害‘)的原因,污染造成的危害,西方学者对污染问题的看法,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准备采取的对策等,并附有从日本杂志上剪辑的几十张彩色图片,从中可以看出:工厂排出的浓烟对天空的污染,被污染了的富士山、琵琶湖,因污染而死亡的鸟类和鱼类,‘酸雨’破坏的森林,‘水俣病’造成的身体畸形等等。”

熊向辉,中共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之一。情报人员深入敌方,被称为深入龙潭虎穴。中共情报机构的最优秀的六个人,被称为龙潭前三杰与龙潭后三杰。龙潭前三杰为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龙潭后三杰为熊向辉、申健和陈忠经。

熊向辉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的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曾任掖县县长、湖北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长、湖南高等法院院长。熊向辉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服役,为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1938年进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15期学习,1939年毕业。毕业后一直任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1943年熊向辉向在延安的党中央提供胡宗南闪击延安计划的秘密,致使胡宗南计划流产。为此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熊向辉到美国留学,1948年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1949年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向晖先后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代办和驻墨西哥大使,常常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其真实身份为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是一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中国间谍负责人。1971年11月中国加入联合国后,熊向晖出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熊向晖晚年相当凄凉,牢骚满肚,他说:“我做什么外交官?还不是利用我情报的特长?当然,中国外交官都是要搞情报的,可是特务的身份一经公开,人家不把你当外交官,只把你看作一条狗啊!”“我的晚年像个讨饭的,人家流氓坐天下。”

必须指出的是,熊向辉的上述回忆可能有错,因为他所引用的尼克松这段演说,是尼克松第二次当选总统、在1973年1月20日就职演说的内容,不是在1969年1月20日,而且翻译内容也有偏差。

但是可以这么理解,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战争前后,熊向辉领导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受命收集关于尼克松政策的情报。当时正好是美国民众环保意识觉醒的时代,也是美国民众施加压力,要求政治家修订《清洁空气法》的时代。尼克松竞选总统并要想获得成功,就不得不顺应民意,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国策之一。

在美国被捕的中国间谍金无怠在庭审中承认,1960年代,他为中国提供关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情报,包括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情报。金无怠称他对中美两国建交有功。由此可见,金无怠和熊向辉提供的信息基本一致。

熊向辉在《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一书中只记录了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过程,没有透露中共中央调查部对这个信息的具体评价。但是从书中记录的周恩来对环境保护这个概念的理解,不难看出,随着现代环境保护这个概念的引进,同时也产生了“环境保护阴谋论”。

周恩来当时就说:保护环境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不能等待污染成灾再去治理,必须及时治理,抓紧治理;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治理,而要综合治理,变“废”为“宝”。不仅要治理污染,而且要防止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国家必须为保护环境花一笔钱,更要注意提高各个地方、各个工厂企业的积极性,发动群众,自力更生。针对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减少污染,必须减少工业”的论点,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发展工业,同时又要防治污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能够实现没有污染的工业化。”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减少污染,必须减少工业”的观点,在世界生态环境启蒙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周恩来非常敏感地将这个观点选择出来加以强调,是因为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以防止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借口,来阻止中国的发展,不能上当受骗。这种“阴谋论”的观点一直贯穿在之后的中国参与国际环保政策的制定之中。

从国际生态资源环境理念的发展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觉醒阶段。周恩来在1969年能够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就说明,虽然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与世界隔离,但是生态资源环境的理念,还是通过某些窗口,哪怕是特工的窗口,传到了中国上层。周恩来认为中国能够实现没有污染的工业化,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新路的最早想法。

1971年7月11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上午版)第三十八页刊载了瑞典《快报》9日刊登该报记者博·贡纳尔森发自东京的一则报道,称中国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报道说:“西方世界对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怎样进行环境保护了解极少。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废物利用方面是”世界冠军“。如果中国是像美国一样的消费社会,那么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就要被垃圾、工厂的烟和废气窒息而死。”

四、环境保护阴谋论和污染的根源本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

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1971年冬到1972年初,北京出现食物中毒事件,一些人食用了市场上出售的来自官厅水库和下游永定河的鱼而中毒,原因是永定河与官厅水库被工业废水污染。这件污染事件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紧迫性。

紧接着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中国派出以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并在6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言。通过唐克的发言,环境保护阴谋论和污染的根源本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正式确立。

唐克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人类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有的甚至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空气受到毒化、垃圾成灾,河流、海洋遭到污染,影响动物和植物的生长繁殖,阻碍经济的发展,严重威胁和损害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深切关心。维护与改善人类环境,向公害作斗争,已成为保证人类健康发展的一个迫切任务。我们认为,当前,某些地区的公害之所以日益严重,成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由于超级大国疯狂推行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

唐克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在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按照自己的需要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逐步提高人民福利。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条件确定本国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政策,任何国家不得借口环境保护,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际上任何有关改善人类环境的政策与措施,都应该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当前和长远利益。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反对超级大国以改善人类环境为名,行控制和掠夺之实。对于那些侵犯别国主权,破坏别国资源,污染和毒化别国环境的肇事国,受害国家有权制裁并要求它们赔偿损失。对于那些向公海倾泻有害物质、污染海水、破坏海洋资源、威胁航行和沿海国家安全的行为,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鉴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上签字,也没有参加德哥尔摩《行动计划》。

五、中国签署《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与环境阴谋论的暂时隐去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这次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团长是国务委员宋健,他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的演讲。

应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和巴西总统科洛尔的邀请,李鹏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时正是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年,由于世界各国的抵制,李鹏这个总理很少有机会出国进行国事访问。里约热内卢会议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到国外去走动走动,在大会上做个发言,展示一下风貌。

1992年6月12日,李鹏做大会发言,提出了解决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五点主张:

第一: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向协调;

第二: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但是经济发达国家负有更大责任;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

第四:环境保护和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五: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

在李鹏的讲话中,找不到环境阴谋论的词藻。李鹏还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成立了由中外著名人士组成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就我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咨询,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在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员也没有了关于环境阴谋论的言论。与1972年6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完全不同,中国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共5个文件。

李鹏在发言中提到由中外著名人士组成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是1992年4月19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简称国合会CCICED),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国际咨询机构,对一系列环境与发展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吸收国际上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定期向中国政府提出改进和协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中方组长是国务委员宋健,外方组长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前署长拉贝尔女士。

六、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和坚决捍卫中国的污染权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简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或者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由于《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因此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应该制定新的目标和标准,达成新的协议。所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在2009年这一年经过多次国际谈判和会前准备,各国以不同方式表示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如美国准备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温室气体百分之四左右;俄罗斯准备在1990年至2020年期间将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减少三百亿吨;澳大利亚准备在未来十年内较2000年减少百分之五到十五;印度准备至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中国也承诺以显著幅度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少到低于2005年的水平,这些承诺给会议将取得成功带来良好的前景。会议组织者甚至希望达到更高的目标,通过在2050年前全球减排50%,发达国家减排80%的方案,他们希望各国领导人能在最后商讨中达成进一步的妥协。因此丹麦政府邀请参加国首脑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共同宣布这个历史性的文件。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总理温家宝等都接受了会议的邀请,准备去创造和迎接这个伟大历史时刻。

2009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

中国的行动目标刚刚公布,世界媒体均正面报道,中国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决心大,步子也大。对比印度,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但是几天之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各国纷纷撤回先前的许诺,澳大利亚政府更是威胁要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非洲国家集团(G77)也扬言要退出大会,12月16日大会主席职务——丹麦首位气候部长赫泽高辞职,只好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顶替。

毛病就出在中国的行动目标上。中国先前承诺以显著幅度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少到低于2005年的水平,这里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但是从后来公布的行动目标来看,这恰恰是错误的理解。中国所指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从2005年到2020年一共15年,平均每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少3.35%或4.52%,即可达到下降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目的。而中国每年的GDP只要超过这个数据(而且肯定是超过),中国二氧化碳的绝对排放量还是会大幅度增长,这是参加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其他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温家宝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捍卫了中国的污染权,导致会议实质性的失败。当然在温家宝身后有那么一批所谓的专家,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依据,比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等。

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对柴静的责问:“难道中国人不是人吗?”“为什么你洋人要消耗一个中国人四倍的碳排放量?”

丁仲礼的理论就代表了“环境保护阴谋论”,发达国家利用二氧化碳排放量来限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丁仲礼认为,如果接受西方国家的要求,中国今后从2020年以后,每年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

刘竹撰写的《哈佛中国碳排放报告2015》指出:中国是当前全球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中国在1950年的碳排放总量仅有546万吨,在1950年至2012年这60年期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增长超过100倍,其同期增长速率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2007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至2012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和欧洲排放的加总。在中国30余年强劲经济增长的推动下碳排放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碳排放在十余年时间内增长了3倍。在2010年至2012年间,全球有73%的碳排放增长来源于中国。

图表来源:刘竹:《哈佛中国碳排放报告2015》

根据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为联合国收集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8,240,958千吨,而美国为5,492,170千吨。2015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升到10,641,789千吨,占全球的29.51%。2015年比2010年增加了29%;而2015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下降到5,172,338千吨,占全球的14.34%,不足中国的一半。2015年比2010年减少了5.8%。

虽然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如美国多,但是丁仲礼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单位国土面积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的国土环境容量是否能够承受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高速增长?

按美国国土面积9,826,675平方公里与中国国土面积9,640,821平方公里计算,2015年美国平均平方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26吨,中国为1104吨,中国为美国的两倍。按照全国政协委员谢振华的估计中国将在2030年出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而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会降低。未来中国平均平方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为美国的三倍。

2010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2吨,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9吨;2015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7吨,而世界平均水平依然为4.9吨。

空气污染程度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成正比。1992年成立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大气污染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和严重健康影响。中国的大气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凸现,经济损失惊人。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指出:据研究,空气污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至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至10倍。

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指出,如果将空气污染降至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中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将延长2-7年不等。此话的意思是,现在空气污染造成寿命的缩短2-7年不等:

(来源: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

图为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各大城市可能延长的居民平均寿命,颜色越深表示对居民的健康影响越大。(来源: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

这些研究都表明,坚决捍卫中国的污染权,最终结果是减少中国人的寿命。而所谓的“环境保护阴谋论”的目的,不是利用环境保护来限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而是让中国人更加长寿,更加幸福。

《零八宪章》在前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零八宪章》第17款环境保护规定:“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知行合一,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这是中国解决环境和发展的关键。

1969年中国引入了现代环境保护的概念。1971年7月9日瑞典《快报》记者博·贡纳尔森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可见那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都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周恩来当时认为:保护环境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接下来的几代领导人,对生态环境保护,都做过许多重要指示。但是,中国政府是知而不行,生态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报告中,而在行动上则完全是另外一样。

撰写《中国之毁灭》一书的郑义先生对柴静的一段话话十分赞赏,柴静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前30年你们拼命毁文化,后30年你们拼命毁物质。夜以继日地挖取地下资源贱卖掉,强拆地面的民房,污染河流空气,用高税负和低工资榨乾百姓,我们的子孙没有了生存资源。你们的子孙移民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毁之唯恐不及。”柴静的话揭露了一个事实,以环境保护阴谋论来保护中国的环境污染权,最终受害的是中国的老百姓。

由于环境保护概念引入中国,是通过中共中央调查部。出自安全部门的习惯思维和基本理念,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环境保护来限制中国工业化的“环境保护阴谋论”也随之新概念的引入而产生,并发展出污染的根源本就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直至今日,“环境保护阴谋论”在中国依然有很大市场,阻碍着中国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的可持续发展的推进。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12/2018    作者:  王维洛

(“《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研究显示: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

February 13, 2018

2018年2月13日 09:45

  • 美国之音

美国万花筒:专家:沿海受极端气候威胁最大

格陵兰和南极融化的冰原正在比之前想象赶快的速度加速海平面的上升。

星期一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登的研究结果表示,新的卫星探索显示世界上的海平面平均高度到本世纪末将比现在高出至少65厘米。

这份研究报告称,过去的海平面上升年率为大约每年3毫米,但是到2100年可能会增加两倍,达到每年10毫米的水平。

这份报告的主起草人、科罗拉多大学的史蒂夫·奈利姆表示,“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预期的海平面上升是保守估计,实际可能更高。

负责编辑这份研究报告的法国国际空间科学院地球科学部主任安妮·卡泽纳韦表示,海平面上升比温度上升可以更好地衡量气候变化。卡泽纳韦是从太空研究海平面的领军人物之一。

海平面上升65厘米会对世界各地的沿海城市造成很大问题。诸如高潮和来自巨浪的浪涌等极端水平面的出现会呈现几何级数的增加。

奈利姆和他的团队观察海平面的自然变化和诸如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等大气循环现象甚至和在世界范围改变了海平面好几年的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喷发这类事件有关。

其结果是一种”气候变化驱动“的上升加速过程:海平面上升的结果是由于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所导致。

德国波茨坦学院的气候学家斯特凡·拉姆斯托夫表示,全球海平面在大约3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稳定,直到20世纪由于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导致全球变暖,全球海平面开始上升,继而速度不断加快。他本人没有参加这项研究。

李零:这样的“国学”,其实只是国渣

February 13, 2018

近日,学者谌旭彬在微信公号“短史记”上发表文章,作者说,现在连“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出自晚清《增广贤文》)这样的句子,都已经被奉为“国学经典”,供儿童诵读,实在不妥。

作者还列举了《增广贤文》《太公家教》之类古代童蒙读本里“油腻而丧”的信条: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红粉佳人休使老,风流浪子莫教贫。

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

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财可养生须注意,事不关己不劳心。

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

……

这样的明哲保身、功利主义、得过且过的信条,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反映,显然无法作为“国学经典”,承担今日复兴传统文化的责任。今天群学书院转载著名学者李零教授的文章,与此呼应。

复兴传统文化,首先恐怕还是要辨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究竟何在。

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

文 | 李零

来源 | 《放虎归山》

 

01

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

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要知道,真正的宝贝是“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能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

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02

国将不国了,才有了国学

国粹相关的,是国学。

有人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当然不是。

第一,没有西学,就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所以,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

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

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

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

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

大家都知道,中研院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03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

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

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

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 原载: 群学书院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February 10, 2018

张鸣:皇帝的权力有限制吗?

February 13, 2018

2018-02-13  张鸣

皇帝的权力有限制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把这个皇帝,限制在中国语境之内,若是西语中的皇帝,无论是拉丁文的imperator,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英语的emperor,法文的empereur,还是西班牙文的emperador,都跟我们的皇帝不是一回事。像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质上是推举出来的。最可怜的,像神圣罗马帝国的共主也叫皇帝,但那个皇帝,只是诸侯的推举出来的联盟长,权力可怜的有限,也没有资格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权力比较大的,是俄国的沙皇,但最初也不过是贵族的首领,是在彼得大帝之后,才逐渐膨胀起来的。

中国的皇帝,在制度上,基本上是权力无限的。除了老天,谁也管不了。独尊儒术之后,以孝治国成为一种基本国策,但皇帝的老子和娘,如果没有实力的话,是管不了皇帝的。他们只能接受皇帝的孝顺,但却不能让皇帝听他们的话。

当然,从理论上,后世的人们可以找出好些可以制约皇帝的要素,比如说,天命,比如说,祖宗之法,还可能有儒家伦理。在制度设计上,多数的王朝还有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理论上,官僚体系中的任何人(清代限制只有四品以上的人才能给皇帝上奏,其他人需要都察院代转),都可以对皇帝的行为提出意见。官僚机构也可以用设置议题障碍,行动障碍来阻挡皇帝的意志,甚至可以通过怠工,通过偷梁换柱,事实上瓦解皇帝的意图。

但是,这些制约因素,都不是刚性的。只要皇帝不在乎这些,不在乎天命,以及上天的惩戒,不在乎祖宗之法,甚至不在乎祖宗江山能不能保住。就像明武宗朱厚照,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熹宗朱由校这几位,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谁也拦不住。明世宗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大统,硬是不顾礼法,把自家的老爹树为皇帝,王陵改成帝陵,成百的大臣抚门大哭,最后挨板子的挨板子,下狱的下狱,还是按皇帝的意志干了。明武宗不做皇帝做总兵,非要带兵上边关,臣子也不是没拦着,但还是由着皇帝的性子来了。幸亏关外的蒙古人没动静,否则,这个好玩打仗游戏的皇帝,说不定就被捉了去。皇帝由着性子胡闹,但只要他大权在握,就会有臣子顺着他的意思来,因为逆龙鳞的人一定倒霉,而顺着来的,则荣华富贵。再扯淡的胡闹,都会有人出来给说成是尧舜之行。读书人的文采,到这时候是有用的。

能被劝阻,能接受别人建议的皇帝,无论这些建议和劝阻,打着什么名义,借着什么来头。最终不是皇帝本身不够强硬,甚至自己就是个窝囊废,再就是皇帝还有点责任心,在乎自家的江山能不能保住,有的人,甚至还想做一个好皇帝,青史留名。否则,所谓制约因素,都等于零,或者即便等于零。因为,在制度设计上,就不存在刚性的制约。这是中国的皇帝制度的一个特点,在秦始皇创制的开始,皇帝就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上去之后,就没有下来过。这在制度上,不能说是一大败笔。

在历史上,屡屡存在女主、外戚和权宦当权的现象,但凡出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要被后世的史家大加跶伐的。但是,如果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上,就一定是好事吗?事实上当然不是,但在理论上,这却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常态。可是,一旦大权在握的皇帝,把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用不着女主、外戚或者宦官的捣乱,就像隋炀帝一样,自己就可以把江山给败掉了。在隋炀帝生生往死了作的时候,没有人拦他,想拦也拦不住。

中国的帝制,就是这样一个制度,从诞生那日,就没有考虑对皇权的制约,所以,出事,都出在上面。即使是所谓传统的三大祸患女主、外戚和宦官之祸,问题也都出在皇帝身上。缺少制约皇帝的刚性因素,一个王朝,无论开办的时候有多红火,都逃不脱其亡也忽的命运。

世界媒体看中国:恢复帝制进行时

February 13, 2018

2018年2月12日 02:05

  • 美国之音

北京故宫一角,故宫又名紫禁城,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皇宫。

华盛顿 —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名义上已经在1911年寿终正寝的帝制以及是否恢复帝制的问题,如今又成为许多关心当今中国政治走向的中国人、海外华人、以及翻墙到国外网站发表政治意见的中国网民热议的问题。

中共一直以皇权统治中国

在许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看来,当今中国的帝制以及是否恢复帝制的问题是所谓的假问题,因为中国自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皇帝君临天下、皇权一竿子插到底不留死角的帝制以来,中国一直是实行帝制,一直实行到今天。

历史学家们指出,中国的这种皇权帝制跟日本历朝历代的皇权帝制截然不同。日本的皇权在日本历史上绝大部分时候只是名义上的,掌控日本的政治实权不是在日本皇帝手中,而掌控实权的日本政治强人(幕府将军)对地方事务也不可以肆意干涉。因此,日本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度,跟中国的皇权制度完全不同。

持有中国帝制从秦始皇延续到今天这种观点的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得到中共现任领袖习近平十分敬佩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生前公开说,中国一直就是实行帝制的,他本人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与此同时,经常发表赞美中共政权言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近年来也发表文章和专著,明确表示中共对中国大陆的统治实际上就是皇权统治。2017年6月20日,郑永年博士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的)党权的确立使得(中国)传统数千年的基于个人和家庭之上的皇权转型到现代党权或者‘组织化的皇权’。党权是继承和创新的结果,说其是继承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皇权的转型,说其是创新是因为皇权的承载体,不再是个人或者家庭,而是整个组织。”

经常转载郑永年肯定和赞美中共政治体制的中国官方媒体迄今为止没有对郑永年有关中共政权实际上是皇权的延续和继承的说法提出任何异议。

在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历史学者对中共一直宣扬的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观说法表示了质疑,因为中国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皇权以来,皇权笼罩全国,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封建”可言,即使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也不例外,胆敢不臣服皇权者会遭到“虽远必诛”的惩罚。

总而言之,声言推翻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制度的中共政权对中国大陆实行皇权独裁统治,这是长期以中国历史研究者、中共领袖、以及许多海外学者的共识。因此,在许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看来,当今中国的帝制以及是否恢复帝制的问题是所谓的假问题,也就是说,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实际上一直是实行皇权帝制(专制帝王式的专制独裁),不存在什么恢复不恢复的问题。

 

故宫角楼、围墙和紫禁城护城河。故宫又名紫禁城,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皇宫。 

是否以及如何回复帝制

既然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实际上一直是实行皇权帝制式统治,不存在什么恢复不恢复的问题,为什么帝制与恢复帝制的问题现在又成为关心当今中国政治走向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热议的问题了呢?

简单地说,是因为截至目前中共在公开场合都是一直宣传中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帝王制是历史糟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皇朝是历史的进步。

然而,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三番五次地宣扬和赞扬皇朝帝制,宣扬中共中共与帝制的亲密血缘关系(有关详情见《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国梦与皇帝梦》,请戳goo.gl/dwtBZx)。

如今,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公开宣扬要在今年春节期间播出“封禅大典”的节目。

封禅大典是中国过去历代帝王到泰山祭天的仪式。

与此同时,中共掌控下的媒体则提醒中国公众注意,“泰山自古以来有‘通往帝座’的美誉,每当华夏一统,或重大太平盛世,都会有帝王登临祭天,据史料统计,自秦始皇到清代,先后有13代帝王引次亲登泰山封禅或祭祀。”

这种舆论造势宣传节奏使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以及一般网民议论纷纷,大声猜测当局是否是准备宣布中国将正式名正言顺地恢复帝制。

帝制敏感 议论纷纷

与海外的中文网站的热议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电视、广播和纸媒媒体对这个问题羞羞答答,欲说还休;中国国内由中共控制的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对这个问题则显然实行严格的控制,有关的议论几乎看不到。

截至北京时间2月11日半夜时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仔细搜索有关话题的微博用户只能看到一点点零星的议论,如:

——已多次倡议,可惜地位卑微,没遭到热烈响应。再泣血呼吁一次:请尊重民意,急急如律令,麻溜恢复帝制。

鉴于恢复帝制这个话题的政治敏感性,外界无法判定上述微博贴发出者是真心真意拥护恢复帝制,还是在讽刺习近平当局开历史倒车。

在另外一方面,在海外不受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推特上,在谈及中共中央级的媒体大力宣传所谓的“封禅大典”的时候,使用中文发言的用户几乎是清一色的嘲笑,谴责,调侃,抨击。

中共支持者表现诡异

与中国国内外中文媒体网站相比,美国中文网的网站比较特殊,因为美国之音中文网实行言论自由的留言管理方式,只是对明显谩骂的留言予以不发表处理,其他留言无论观点如何都予以放行发表,因此,在美国之音网站的留言观点多样性非常明显。

通常在美国之音发表在中共支持者看来是虚假或不实的报道之后,中共支持者会在报道下面大量留言,指斥在他们眼中的虚假或不实。

然而,在美国之音上个星期五也就是2月10日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左右发表《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国梦与皇帝梦》的报道之后,中共的支持者在这里报道下面没有该报道所列举的习近平当局宣扬帝制、网民以及观察家们密切关注习近平是否有意称帝的事实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对帝制提出任何异议。相反,这些中共支持者对帝制与中共政权的联系表达了一种积极支持的看法。这些中共支持者的典型留言包括:

——皇帝咋啦,只要团结奋进超越世界老大美国。

——英日有没事可干浪费纳税人钱的皇帝!voa不鞭挞一下吗?

——如果真是voa说的这样,将会极大的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本能,我真心希望这会成为现实,但是一定会将是一种特色的帝制结构。

中共支持者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留言区的这种表现,促使一位美国之音网站访问者留下这样的评论:

——五毛看来是领取了新指令,不否认习近平称帝,而是直截了当地说,称帝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习近平称帝看来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下一步就是看歪脖子树和绳子准备得如何了。没准备好其实也不要紧,到时候现准备也来得及。

上述这位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留言评论的网民所说的“五毛”,又称“五毛党”,是指中共网络舆情秘密特工,他们奉中共的指令乔装普通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言,发表支持中共的言论以及为中共政权解围的言论,并秘密领取中共的报酬。

这位网民在留言评论中所说的“歪脖子树”则是指明朝末代皇帝在北京的景山上吊自尽的树。

为帝制造势的宣传运动今后将如何发展,各方的观察家依然在密切观察。

(转发时略有删节)

二大爷:整齐划一的机器病 金将军们的暴力美学

February 13, 2018

2018-02-13 00:27 来源: 脸书

作为“整齐划一”这个词的标准注释——军队踢正步,是德军的前身,崇尚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军队发明的。二战后,德国人把踢正步作为法西斯的象征,直接废弃了。大名鼎鼎的寓言《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曾经这样评价踢正步,“正步走是世界上最为恐怖的景象之一,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的宣言,它正在宣称的是:是的,我很丑,但是你不敢嘲笑我。”

是的,丑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反过来嘲笑你了。比如金将军。

平昌冬奥会上最夺人眼球的,除了他妹的金与正的那张睥睨天下、写满了中小文化的脸,可能就是几百个身形、衣着甚至长相都高度类似的美女机器人组成的朝鲜啦啦队了。乍一看,你会以为是一个美女复制黏贴了几百遍。她们就像用了PS大法里面的格式刷,从动作刷到表情。

说实话,看这样的表演就像看那些身着艳丽的服装陶醉于广场舞的大叔一样,有种明明是格格不入你又还偏要洋洋自得的尴尬。虽然我知道金将军要拉出这样的后宫队伍也不容易,但毕竟丢脸这种事情,哪里都可以,不一定要去奥运的舞台。

在生活中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往往越是缺什么,就越想展现什么。没爱情的喜欢晒恩爱,没德行的喜欢晒人品,没饭吃的……喜欢晒窜天猴。金将军在冬奥会上晒美女团,灵感显然是来源于法西斯美学。但除了证明白头山的血统里面可能含有肾宝之外,恐怕是跑偏了。

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不仅修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十万人的大竞技场,更用铺天盖地的万字旗、万众高呼的纳粹礼让全世界见识到了以宏大、整齐著称的所谓法西斯美学。墨索里尼曾经有个著名的注解:“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袁腾飞曾经解释这种美是:“用壮美的画面、宏大的场景、纪律严明的队列、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藐视一切敌人的态度,来表现国家主义的价值观,来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作为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的幸福感和崇高感。”这种法西斯美学后来被很多东方徒弟发扬光大,大到红场阅兵,小到齐步叠被。

显然天降伟人金将军更新了这样的传统——从发明大型团体操,发展到了大型啦啦队。我拿不出面包,但我拿出阿里郎;我拿不到金牌,但我可以拿出文工团。国内那些为了二两口粮奔波不息的奴隶自然看不到这样的壮观,但也无妨,这并不是为为了鼓舞他们。就像周公当年为尼克松准备的十三陵边身穿新衣服、腰挎收音机的群众演员一样,都是为敌人准备的。浮不浮夸不要紧,要紧的是这张老脸一定要绷住。

但凡拥有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导师的国家,往往只需要一个大脑负责运转,其他的大脑负责复制黏贴。所以特别依赖于整齐划一、气势浑宏的集体幻觉,不仅是为了展现人心齐泰山移的气魄,更是为了显示集中力量干坏事的决心。因为只有从思想到行动,从精神到肉体,从外在到内在都彻底抹杀个体的差异,才能真正的驯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在上世纪美苏两国著名的“厨房辩论”中,赫鲁晓夫对尼克松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苏联人没见过洗衣机,其实我们苏联每个房间里都有洗衣机,而且我们的洗衣机都是一样的,不象你们搞那么多不同型号,这不是纯属浪费吗?

换句话说,你有百花齐放算什么,我有千篇一律啊。

剔除这段话显而易见的tree new bee成分,我们依然要惊诧于,连赫鲁晓夫这种所谓的开明的领袖,脑子里面都居然还是整齐的垃圾。和真正的文明思维隔着一万个金将军。但好歹他还能统一洗衣机,我们能统一是解放鞋和中山灰。

不要特色,只要统一。不怕单调,但求整齐。这种匪夷所思但又司空见惯的机器病,正是奴隶养成哲学里面必不可少的精髓所在。这在纳粹宣传的传世大作《意志的胜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充满了欢呼、游行、集会、呐喊、鲜花和举手礼的电影,让那些卑微的个体,很容易在传销一般的高度一致的集体狂热中,找到不需思考的归属感。在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中,作为背景板的人民不过就是蝼蚁,可以随意倍增或复制。唯有那个光芒万丈的中心,被赋予神圣的光环。

就像保尔柯察金那段曾经脍炙人口的名言一样,虽然只是一个食不果腹,天天为面包和黄油而努力的奴隶,还动不动就有进劳改营的风险,但却莫名其妙的产生了为镰刀锤子事业奋斗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最终演变成为对体制和领袖的衷心热爱。要保持这种热爱,就需要让他们不断的沉浸在整齐划一的狂热中,大型运动会、大型团体操、大型阅兵、大型基建……一个接一个的鸡血不断的热火朝天。通过集体宏大力量的展示,彻底消弭自由、权利、价值等等个人意识的存在。

所以要让一颗螺丝钉安心的服务,最便捷的办法莫过于让它相信,离开了这台冰冷的机器,你什么都不是。只有在在轰隆隆的噪声中,你的生命才有存在意义和价值。

但这样的意义显然很快就要崩塌了。我倒是真的希望,南北韩统一之后,这些可爱的姑娘,能够重新站在她们熟悉的站台,重新为自己叫一声好。

2018-2-12

德语媒体:“海航的事业是党的事业”

February 12, 2018

日期 12.02.2018

作者 null  任

《南德意志报》在继续关注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奇特”指责瑞典官方,称自己为选战“棋子”的同时,也关注海航最高领导层最近一番“奇特”的效忠表态。

 

海航集团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南德意志报》关注了海航集团不久前召开的全集团党员干部和党员代表动员大会,并引用了大会上的一句标语作为文章的标题:"海航的事业是党的事业"。指出,德意志银行最大股东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为中国共产党高唱赞歌,令人费解。

文章写道:"从今年年初开始,海航就遭受了各种命运的严重打击。比方说自家的航空公司无法按时支付飞机的租赁费用。或者是香港的一家分公司在为一个建筑项目支付第二笔过桥贷款的时候需要'更多时间'。海航16只股票中的7只停牌交易。官方的理由是'重组重要资产'。但是董事局主席陈锋对海航陷入财务困境的事情只字不提。"

"取而代之的是:海航'自觉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定不移跟党走',社交媒体传播的陈锋的演讲稿中是这样说的。'海航是海南的企业,根在中国。海航的事业,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

随后,《南德意志报》的这篇文章又将注意力转向海航董事局董事长王健于2月初发表的内部讲话内容写到:"债务增长?王健表示完全没有问题。他指出海航事件'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崛起的疯狂反扑,是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次重大阴谋。'但是,王并没有指明谁是这些阴谋的策划者。"

 

交不起租赁飞机的钱?中国政府已经命令禁止媒体报道有关的海航经济状况的负面消息

作者问道:"面对这一切,勒斯勒尔(Philipp Rösler)又作何感想呢?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位德国曾经的经济部长就成为了位于纽约的一家基金的领导者。这个基金从官方上来说拥有海航30%的股份,所以在文件上是海航最大的股东。勒斯勒尔的一位发言人在回答我们的提问时简单表示:'有关海航表态的问题您必须自己联系海航。勒斯勒尔作为CEO,工作重点是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的全球的布局。该基金会独立于海航集团。'那如果说海航以后要服务于共产党了,勒斯勒尔领导的基金会也会如此吗?对此勒斯勒尔的发言人表示无可奉告。"

王克斌:极端专制的产物--文革

February 12, 2018

由 沉尽发表于华夏快递 2016 年 10 月 21 日

中国历史中的独裁者们虽然千奇百怪,各领风骚,但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嗜权如命。为了手中的权力,他们可以弑父逼兄;为了手中的权力,他们可以对侵略者妥协让步;为了手中的权力,他们可以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了手中的权力,他们可以大开杀戒,镇压请愿的学生;为了手中的权力,他们不惜付出几十万的生灵,参与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一切,权利高于一切。

然而让历代学家刮目相看的不是唐宗宋祖,也不是秦皇汉武,而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为了权力之争,他居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权力之争,他居然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押到牌桌上,视国运兴衰于不顾,玩了十年的政治豪赌。

(一)文革的实质就是党内争权

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中国共产党原本就为夺取政权而成立,只不过美其名曰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权,党内野心家你争我夺,自相残杀。自1921年始,党内斗争不断,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连毛泽东自己都曾卷入过被整肃的漩涡。最后毛泽东以其狡黠的谋略和强悍的手段夺得桂冠,至1976年9月止,他控制执政党41年,统治中国26年。

然而在相互争斗的过程中,党内强人也需要互相吹捧,相互利用,必要时形成暂时的联盟。刘少奇为此吹捧过毛泽东,把毛捧上神坛。毛泽东也为此提携过刘少奇,把他推到第二把金交椅。刘少奇需要毛泽东,毛泽东也需要刘少奇,共同的利益与追求把他们结合到一起。50年代后期,毛提出退居二线,刘少奇到了前台,一字并肩,担任国家主席。以至于平民百姓的佛龛上敬奉着毛刘二人的偶像。但是一线二线的划分不受法律制约,决定权还在毛的手中。

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经过庐山会议和彭德怀的拍案而起,经过四清运动,毛和刘明争暗斗,毛已经意识到大权旁落的威吓。其间,又赶上中苏两党的对立和相互攻讦,毛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希冀借用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运动重建个人威望,铲除那些敢于和他分庭抗礼的党羽,美其名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除掉一介武夫彭某不费吹灰之力,但要打倒刘少奇谈何容易。他羽翼已丰,同党无数,在百姓中已经树立起极高的威望,他有本钱在党和政府中与毛抗衡。随着毛刘矛盾的白热化,毛泽东铤而走险,企图借用全国的力量铲除做大的异己,亦即他反复警示的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这就是他所设想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他号召本来不相关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市民和工人卷进这场“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剑指刘和他的同党。

然而连他自己也没料到,这场造反有理、不破不立、乱打一锅粥的运动居然耗时十年。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起民愤和唐山地震之后,他高喊的“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口号终于成为泡影。年老孤独多疑任察的毛一世,终于熬到风烛残年,寿终正寝。

文革的实质不是无产阶级要打倒资产阶级,不是马克思要批判修正主义,而是党内斗争发展的极端阶段,而是共产党和共产党争夺权力的激烈火拼,是封建余孽们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和利益的一场肉搏。

让共产党人感到讽刺的是,在刘少奇死去几十年后,他又被恢复名誉,重新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似乎在向世界宣告,按马克思的教义,一山不容二虎,两个能喘气的马克思信徒不能同舟共济。必须让一个残忍地整死另外一个。然而过世之后他们却可以跟马老师埋到一处。

让中国人羞愧的是,文革中出现了那么多荒唐野蛮践踏人性的恶行,这个党却没有丝毫勇气承认。到了50年后的今天,还不敢对文革坦率地置评。

(二)文革的危害

关于文革造成的危害,以林副主席为首的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已有论述,包括:

“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以及“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然而这些危害还只是皮毛。其实最大的危害还在于文革摧毁了民国时期尚存的古朴民风和社会道德,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遭到泯灭之灾。

毛泽东一向长于纵横捭阖,借用两派势力互斗而从中渔利。然而不管左派或者右派,都得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昨天的革命同志,今天就是阶下之囚。彭罗陆杨、三家村、王关戚、杨余傅,以及贺龙、陈毅等,不管功劳多大,官职多高,只要龙颜一怒,立马就会成为打倒的对象。

基层单位运动不断,挑动群众斗群众。每次运动都要鼓动95%的人去批斗入了另册的那一小部分。如是人人自危,朝不虑昔。在灭绝人性 的批斗中,同事之间,同学之间,诬陷上纲,揭发检举。以致父子反目,师生成仇,夫妻离异。无辜被打死逼死的好人无数,因一句话或一段文字而判极刑的冤魂哀号遍野,诸如邓拓、卞仲云、张志新、遇罗克等等。然而那些杀人凶手至今依然逍遥法外,毫无悔过之心。百姓中传统的道德,夫妻爱、父子情、忠孝节义、礼仪廉耻在文革中丢失殆尽。以致于在改革开放之后,假烟假酒不断,豆腐渣工程坍塌,奶粉添加三聚氰胺,未经冷藏的疫苗四处扩散,此皆文革之过也。

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破坏文化的暴动。学校原本是文化教育的场所,文革却让师生卷进这场风浪,放下书本,离开课堂。学生斗老师,打校长。研究单位停止工作,把科学家、教授关进牛棚。或者送到57干校,接受再教育,改造旧思想。他们在血吸虫的危害下,被迫在农田劳作。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逻辑荒诞,本末倒置。把知识当成糟粕,把知识分子当成敌人。那些不明真相的中学生则在破四旧的蛊惑下,砸霓虹灯,敲佛像,破坏庙宇,损坏文物。文艺界则采取虚无主义,把帝王将相赶下舞台,演员作家被迫下放劳改。总之和文化沾边的,都要洗心革面,背叛自我。文革要把中国退回到愚昧的原始状态。让百姓失去思考的能力,任凭统治者随心所欲地拿捏。

文革中毛泽东带头公私不分,把家里人提拔到领导岗位。让江青担当文革小组副组长,进政治局;让女儿肖力当了解放军报编辑;让表侄女王海容当外交部长助理;让侄子毛远新主管沈阳军区,后来又做了他唯一信得过的联络员。他把国事当成家政,随意安排亲属担任公职。在他的带动下,官场裙带风一时兴起,老婆当秘书当部长成了顺理成章的显规则。

到了文革中期,部分老干部被解放之后,他们抱着一肚子怨气,开始用权力为私人谋利。此时,走后门之风开始盛行。对老百姓的孩子来说,上山下乡成了唯一的选择,参军和上学可望而不可即。于是干部子弟开始利用父母的权势和关系,要么穿上军装,在短期入党提干;要么争取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指标,到大学镀金。公权私用形成风气,无权无势的百姓只好怨声载道。应当说,改革开放后的贪腐现象与此不无关系。无论官商,开始假公济私,公私不分,见利忘义,逾越了原有的道德底线。一个个撕去羞怯的面纱,露出赤裸裸的猥琐嘴脸。这些都是文革种下的恶果。

(三)文革产生的根源

像文革这样举国参与旷日持久的运动能否在欧美国家产生呢?

答案很简单,不可能。因为在欧美国家,治国的依据是民主和法律。在他们那里,总统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惩处副总统和下属官员。地方官员,比如州长,由当地公民投票选出来,总统无权任免。只有在他们犯法之后,才能由法院秉公处理。总统有固定的任期,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拉帮结伙挑起长达十年燃遍全国的chaos。

西方政府无权责令教授和艺术家去劳动改造,个人信件不允许被他人私拆,单位里没有党支部,街道上没有侦缉队,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这些现象都叫侵犯人权。

在西方,工厂和企业包括报纸电台都是私营的,企业家们不允许停产闹革命。雇员们前脚闹革命,后脚就会被除名。学校是独立自主的神圣单位,校外的警察不可随意进入,自然不许外界人士来煽阴风,鼓动停课闹革命。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文革在中国发生的根源就是制度,就是那个鄙视民主和践踏人权的独裁制度,就是统治者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腐朽制度。

古希腊和罗马给欧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那就是民主共和,那就是三权分立。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西方的民主制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固发展。民主选举,权力分工,保障人权,保障经济发展。他们不会用某种意识形态来约束和麻痹百姓。他们保障私人权利和私人财产,百姓不会接受斗私批修紧跟总统的口号,不会一日三呼敬祝总统万寿无疆,也不会温良顺从地被别人驱赶到他们不喜欢的地方。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我们中国人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尧舜禹禅让了,但这种权力交接完全靠人的自觉自律。禅让制比子继父业进步,任人唯贤也比任人唯亲正大。但是这个过程没有法律保障,不受民主程序的制约。因此只要传递过程中有一根链子脱落,这个制度就会流产。实际上禅让只延续了两次,到了大禹先生就开始传位给儿子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从此拉开了家天下的序幕,中国也开始了依靠打打杀杀改朝换代的大循环,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对权利的角逐与争杀。

从父传子家天下的夏朝至今已有420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除了生产力的进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统治者们一个共有特点就是对权力的酷爱与争夺,包括朝代的更替以及王朝内部的权力转移。

一个朝代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要么会出现一个穷奢极欲的暴君,如夏桀,如商纣,如隋炀;要么会出现权臣篡逆,如三国的曹氏和司马氏,如五代十国后期的赵匡胤。朝代变换几乎都靠武力和强权完成,疆场厮杀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诚如如汉末王灿所述,“往来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至于在一个特定的朝代,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权力争夺几乎也从无间断。如楚成王的长子为了抢班上位,杀死亲生父亲。成王要吃熊掌,等待接班的穆王则说:“熊掌难熟。”对权力的觊觎促使他迫不及待地要结束老王的性命。绝对的权力使人丧失人性,绝对的权力使人暴戾无情。

历史中夺权的故事不计其数。光是名声不错的唐朝就有玄武门之变,弑兄夺权;神龙革命,逼母夺权;重俊之变,向后宫发难;唐龙之变,剿灭韦氏集团。内中有儿子向父亲要权,有母亲向儿子夺权,有儿子要母亲交权,还有妻子杀丈夫篡权。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到了北宋,又有烛影斧声之谜,太祖弟弟搁置太子,自己上位;到了明朝,先有靖难之役,朱棣统兵把侄子赶下皇位;后有夺门之变,太上皇英宗想再过把皇帝瘾。此外历史上还有不少皇后听政,宦竖专权,奸臣悖逆等扰乱朝纲的事例。

总之,历史上围绕权力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包括中国的现在。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顾父子情和君臣义而虎视眈眈,唯权是命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重农轻商,一直维系小农经济。个体农民成了社会的多数。农民特点就是狭隘自私。他们不关心国家的利益和制度,只在乎一家的温饱。因而一旦有了权力,就会利用权力为自家谋求私利。开国皇帝和国王,包括毛泽东,在登基之前都是农民,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戴上了皇帝的桂冠。但是他们身上也都留下个体农民的弱点。

此外中国古代重农轻商,闭关锁国,故而生产力一直低下,农民能够维持温饱已经是莫大的福份。因此社会财富积累不多。在这样的环境下,皇家和文武百官要想荣华富贵, 就得横征暴敛。这就需要权力,需要军队,需要酷吏。因此中国高层手中的权利一直跟私欲挂钩,以权谋私成了必然现象。不为谋私,何苦征杀,冒着生命的危险;不为谋私,何必做官,苦读寒窗十年。

权力的诱惑和对私利的追求乃是夺权的驱动力,一旦大权在握,则会子孙富贵,荣华万年。

此外由于中国的权利交接往往带有血腥和野蛮的特色,当权者一旦失去权力,全家老小就有丧生的危险。如汉末刘协,如明末朱由检,如50年代的高岗,如70年代的林彪。再如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和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统治者的生命自视高贵,更需要权力的保护。因此,权力对他们来说就是生命。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夺权能够取得成功?

首先,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人民的利益不受法律的保护,当权者的行为也不受法律的约束。帝位的继承都由统治者内部决定,百姓没有参与的权利。

谁当领导,领导多久也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基本上随人而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可以杀个回马枪;江泽民退休,可以再作两年军委主席。至今人们也无法保证,习某人会干多久。Who knows? 也许他又会像毛泽东那样成为终身领袖。

既然没有法律约束,政策和规矩全凭当权者意旨决定。因此中国的政治就是强人政治,谁强谁狠,谁就能持久。谁老实谁厚道,就会被挤下台去。内部权力斗争,就像一场拳击赛,胜利属于强者。这样松散的制度和人为因素自然会让那些野心家跃跃欲试,一决雌雄。

因为中国是个集权的国家,靠人治不靠法制,没有民主制度,百姓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他们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会遭到迫害和监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几千年来,百姓只能成年累月地在田里耕作,缴纳赋税,求个温饱。至于谁来统治, 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谁有本事上台,谁就是天子,百姓就呼他万岁。百姓思想的守旧与性格的温良自然也免除了那些权力争夺者的后顾之忧。

中国现行的政权是靠几大战役的征杀而得来的,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和历朝历代别无二致。辛亥革命的重大成果就是推翻了帝制,可是毛泽东却用农民暴动推翻了年轻的民主共和,他继而用党治取代了帝制,取代了一姓的江山。党中央的集权者崇尚人治,百姓不受人权的保障,没有说话的自由。党的各级机构监管着所有的百姓,维稳成了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今天的制度比起历代皇权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制度是秦始皇集权制度的继续和发展。

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过度引来两个新的问题。第一党天下要靠强人和集体来维护统治,因此党天下比家天下更加牢靠坚实。第二党天下的主宰者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接班人的不确定性增加,亲情的约束不在。他们对权力的争夺自然也会更加肆无忌惮,有时候对权力的争夺会比家天下更加惨烈。

因此,只要这个古老、愚顽的制度继续存在,只要党内矛盾激发到非常的阶段,只要中国再出现一位毛泽东式的狂人,只要再有四人帮一类的奸邪推波助澜,文化革命就有再次出现的危险。

(四)结束语

中国的统治者向来喜欢把自己说成真龙天子,因为龙是中国古代的图腾。龙兼具了多种猛兽的特征,鳄鱼大口、鹿角、蛇身、鱼鳞以及鹰爪,龙可以在海、陆、空三栖,无疑是非常凶猛的野兽。统治者之所以把自己说成龙是因为他们的权利不是人民给的,他们需要在精神上震慑百姓,让百姓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甘愿接受皇家的放牧。

中国的统治者还喜欢别人称他们为万岁,对他们膜拜。这无疑表明了这些人的极端自私,不光要驾驭百姓,还要驾驭万年。他们要永远活着,永远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耀和骄奢淫逸的生活。

毛泽东虽然没有登基称帝,没有把自己说成是天降神龙,但是他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大救星,其地位和影响要高于龙;他虽然没称自己为万岁爷或皇阿玛,但是他喜欢听七亿人呼喊“毛主席万岁”,他是无冕的皇帝。他控制的党当像一把大钳卡住全体国民的项颈。他把地主资本家赶出家园,他把敢吐真言的打成右派,他把农民赶进公社,他把知识分子驱进牛棚,他把中学生放到边塞,他把7个月大的胎儿引产,他把意见不同者割喉赐死。他的权力超过历代任何一位皇帝。

联想到60年代初,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他们竟然没有抱怨一声的勇气。在文革中,老百姓工资不涨,粮食定量,一个个在毗连的运动中惶恐不安甚至自我了断,无奈的中国人在文革的白色恐怖下呻吟了十年之久。事实确凿,毛把中国拖进了前所未有的黑暗。

文革的荒谬和残忍连那些集权制度的创建者和维护者都无法忍受,因为这场浑水最后也冲击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当年,那些威猛的联动一觉醒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确实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他们知道他们最需要保护的不是红司令,而是当官的爹妈。没了爹妈, 他们连屁也不是。至于邓小平、陈云以及那些命大的老帅和将军,对文革也是咬牙切齿。尽管他们支持拨乱方正,重新夺回手中的权力,但是他们不敢清算和否定文革。因为他们不想刨掉自家的祖坟。至今文革的历史还被尚方宝剑封存。这就是这个制度自身的矛盾,他们曾经被文革摧毁,但是他们不敢否定文革。因为他们不想改变专制制度,从而失去子孙的利益和尊贵的地位。

可惜,毛的思想和罪过至今还没有受到公开的审判,文革所造成的恶果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现今当权者的暧昧和回避不外乎在告诉人民,文革没被否定,它还会死灰复燃,中国人还会重新坠入那片无边的苦海。

西方现代的民主共和已经经过几百年考验,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导致国家的振兴,苏共阵营的解体已经宣告阶级斗争的破产,只有我们中国因为好男儿太多,还在浑浑噩噩地坚持始皇奠定的旧制和眷恋毛皇勾画的上层建筑,还在空喊着马克思主义干瘪的口号。那些指点江山为我独尊的党魁们,你们到底图个啥呀?中学为体,四个坚持,核心价值,你们到底还要坚持多久?

只要这个制度尚存,纵然暂时不会发生文革,但也会有贪污腐化,也会有对外屈膝,也会有宫廷内斗,也会有商纣隋炀,也会有熙来永康。在历史的长河中,文革不过是百害之一的一场梦魇,不幸的是让我们这代人赶上。

中国人有一天总会明白,五个自信、七个不讲、八个不搞和对普适价值的敌视终将会使国家堕落,成为地球村里被众人讥笑的钉子户。为了一己之利和一党之私,你们真的要把国家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三二期(cm1610c)

何清漣:中國為了外匯維穩付出什麼代價

February 12, 2018

上报何清漣專欄 2018年02月11日 07:00:00

在中國投資環境日益劣化之時,外匯管制更是影響了在華外企的信心,不少企業紛紛撤資。(湯森路透)

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於2月1日公佈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去年中國資本淨流出規模為600億美元,不及2016年6,400億美元淨流出規模的十分之一。結論是:過去一年在遏制資本出逃方面,中國基本上取得成功,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增加以及人民幣升值也都印證了這一點。

這份報告因為是專業單項報告,因此,在列出成績之時,未能指出中國外匯維穩付出的代價。

 

限制民企轉移資產的背後是防止債務風險

 

國際金融協會報告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資本流出顯著放緩,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收緊了資本管控,加大了資金流出中國的難度。

應該說,加強資本管控是主要原因。這種管控,一是管制中資企業的海外投資,這是資本外流(資本外逃)的主要管道;二是針對外資每年年終將利潤匯回總部;第三種則是針對中國國內人士利用每人每年可換匯5萬美元的螞蟻搬家式換匯,增加換匯難度、減少數額是針對這種小額換匯的主要方法。

這三種方式當中,只有第一種才是扼制中國資本外流的合適應對。面對本國商界人士及資本大鱷向外大規模轉移資產(不少人在國內通過發行理財產品或者舉債然後套取美元),中國政府挑選了兩位有深厚政治背景的民企頭面人物作為打擊的靶子,一位是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安邦保險的掌門人吳小暉,另一位是中國首富、萬達總裁王健林,據說他的公司有自江澤民以來三代新老政治局常委的家屬持股,後臺均是政治背景強大之人物,其中包括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及姐夫鄧家貴。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之位,讓其姐姐齊橋橋、習安安兩家出售資產,退出商界,識相的太子黨也只得紛紛離開商界,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於2014年10月從中金公司辭職。但安邦公司與王健林卻從這一年開始了在海外「買買買」的資本擴張過程。

 

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安邦保險的掌門人吳小暉。(湯森路透)

以安邦為例,截至2016年底,安邦人壽總資產達到1.45萬億元,其中,海外保險資產達9000多億元,占總資產比例超60%,其中大部分資產都是在國內通過推銷理財產品斂取的資金。王健林則是在國內銀行大肆舉債,萬達公司在海外投資數百億美元之時,其資產負債率高達70%。

 

中國首富、萬達總裁王健林。(湯森路透)

安邦與萬達兩家的共同點都是通過大舉借債套匯轉移資產,將風險留給國內金融系統。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於2016年5月召開會議,命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在全國範圍開展第二輪金融整頓。6月9日,吳小暉被帶走調查。在吳失去自由的八個月之內,保監會空降人員已實際掌管安邦集團。到今年1月吳小暉被放出來之時,他已經失去對安邦的控制權。王健林的處境與吳小暉類似,雖然未被關押,但已不得不變賣資產償還巨額債務,並多次公開表態,要將海外資產轉回國內。

這樣做的人當然不止這二位,還有其他民企資本大鱷。可以說,從2014年開始,中國民企的資本海外擴張過程,就是中國外匯資產在流失的過程,也因此,中國的資本國際流動,已經從熱錢流入變成了資本流出,外匯儲備面臨迅速流失的危險,如果不嚴控,很可能引發資產泡沫破裂,發生金融危機。面對負債累累、千瘡百孔的金融系統,習近平不得不提到金融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高度重視防控金融風險,更明確提出党管金融,將管制跨境資本流動,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吳小暉的鄧府孫駙馬身份、王健林的高層人脈,相比中共政權的穩定,其護身符的保護力顯得相對不夠。

 

外匯維穩的代價:國家信用受損

 

對中國經濟影響甚巨、對國家信用傷害最大的是對外資向母公司匯回利潤的管控。中國大陸外資的慣例是每到年底,必向母公司匯回部分利潤。但從中國政府外匯維穩開始,匯回利潤已經變得相當困難。最早發生撤資困難的是日本企業。2016年9月,日本組成一個規模前所未有、共230人參加的日本經濟訪問中國大陸代表團,與中方商談改善經貿環境事宜,主要訴求就是希望中國政府設立專門視窗,簡化日企(資)撤出手續,因為不少在華日資企業已經停辦,卻無法將人民幣兌換成日元匯回國內。

 

 

對中國經濟影響甚巨、對國家信用傷害最大的是對外資向母公司匯回利潤的管控。(湯森路透)

遭遇這些的當然不止日本企業,在華經營的歐洲公司也無法將股息匯至國外,位於北京的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表示,歐洲企業遭遇的支付困難「擾亂了業務運營」。臺灣《財訊雙週刊》2017年10月12日也報導過多家台企受中國外匯管制之苦,無法將資金匯回臺灣,科技企業TPK宸鴻光電、四方精創等均在內。

面對外企的抱怨,中國政府聲稱,絕無不許外企匯款出境之事,只是新增了一些手續。外企公司對境外付匯包含兩個環節,必須先向稅務機關繳納相關稅款,方可到銀行辦理付匯。外匯管制的74號文生效之後,報稅的週期拉長,從此前的一兩個月延長到半年左右,因此產生一些海外供應商未能及時收款的情況。

在中國投資環境日益劣化之時,外匯管制更是影響了在華外企的信心,不少企業紛紛撤資。今年1月16日中國商務部公佈2017年全年全國吸收外資情況,稱外商投資增長實際使用外資8775.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9%,但也不得不承認2017年吸收外資形勢較為嚴峻。需要指出的是,「外商投資同比增長7.9%」這句話背後隱藏了一個嚴峻的事實,因為該報告只計算了新增外資,卻未計算撤走的外資。2017年,中國互聯網上有篇熱文:《你未必知道的外資撤離名單:4500萬人或將失飯碗》,其中,日本企業投資集中之地蘇州的外資撤離幾乎是災難性的,造成當地人大量失業、房地產業急劇衰落。

中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是以資本許進不許出這種限制國際資本正常流動的方式獲得的。(湯森路透)

美國川普政府實施減稅政策之後,在華美資想撤出大陸的猛增。《紐約時報》在去年12月29日曾發表《中國有條件對外企減稅,防止企業將利潤帶回國》,這篇報導指出,隨著北京試圖阻止資金出逃的大潮,在去年加強的貨幣控制已經令在那裡做生意的外國公司怨聲載道,使更多公司——可能還有個人——意圖通過將資金轉移出中國來減少損失。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中國區事務副會長彭捷甯(Jake Parker)說,他那裡的一些成員企業已經表示想在稅法改革的情況下將在中國獲得的利潤帶回國,而且在考慮快速行動,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遭到資本管制的風險。

從2016年8月開始,中國就一直在進行「外匯儲備保衛戰」。這場保衛戰的勝利,是以資本許進不許出這種限制國際資本正常流動的方式獲得的,其主要負面效應就是國家信用受損,外資進入減少及大規模撤退。不久前,劉鶴(傳說今年3月將出任國務院主管金融的副總理)在達沃斯會議上發表的講話中,雖然說過「中國改革開放力度將超預期」,但考慮到他曾強調「一切金融危機都源於監管不當」,因此,在中國金融部門的系統性風險未消失之前,中國的金融管控包括跨境資本管制仍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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